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强调因地制宜增强执法效能，科学配备执法力量强化执法协同，将执法职责执法力量融入基层治理“一盘棋”，实现行政执法质效双提升

  ➤“考虑到每个区域的执法需要，各片区侧重配备了专业执法队员。集镇片区村庄聚集，主要配备综合行政、市场监管的执法力量；万洋工业片区内企业较多，应急管理需求高，就集中配备这方面的执法人员。”

  ➤“乡镇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‘高配’的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，可提升乡镇一级的资源、平台、队伍统筹协同能力，更好促进执法质效提升。”

  ➤“日常执法过程中，执法队员适应乡土熟人社会的特征，与公安、村社网格等多方治理力量‘干在一起’，可以灵活有效地将发现的问题、矛盾化解在一线。”

  按惯例，店铺营业期间经常会接受市场监管、卫生、消防等多个部门上门检查，次数较多。不过，最近的检查形式令她颇感意外：原来各部门“今天你来、明天他来”的现象不见了，而是改为由干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对店面进行现场“综合体检”。检查过程有条不紊，有人检查厨房设施，有人检查油烟净化装置，有人核查店面性质……不到一个小时，全部工作顺利完成。

  对尤女士来说，从面对“多个部门分头查”变成“一支队伍综合查”，接受检查的体验“又快又好”。对执法部门来说，从“各自为战”转向“协同作战”，意味着职权重塑和流程再造。

  2022年起，浙江省坚持“整体政府”的改革理念，深化县乡一体、条抓块统、多跨协同，快速推进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，整合精简多个条线行政执法队伍，将多个领域执法事项纳入综合行政执法范围。目前，浙江省统一的综合执法事项清单1355项，覆盖62.5%执法领域；全省市县执法队伍精简了50%以上。

  近日，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在浙江多地采访看到，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强调因地制宜增强执法效能，科学配备执法力量强化执法协同，将执法职责执法力量融入基层治理“一盘棋”，实现行政执法质效双提升。

  颜文斌是宁波市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段塘中队副队长。改革前，他在宁波市海曙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负责环卫保洁、绿化养护、市容市貌等方面执法事项。改革后，他所在的中队需要面对整个段塘街道，执法领域大幅扩展。

  “综合执法部门要承担起更多职责与使命，作为一线执法队员，我们的思维变化是‘从条到块’的。”颜文斌说，段塘街道地处宁波的城乡接合部，人员流动性大、建筑施工工地多，不少新的处罚事项从其他执法部门移交过来，需要丰富的专业相关知识储备。

  比如，工地上吊篮高空作业存在一定危险性，需要制定详细实施工程的方案，并向住建部门报备。如果出现违规，就需要综合执法部门开展立案调查、作出处罚。“其中涉及很多专业名词、技术标准，我们一定要先弄懂才能做好执法工作。”颜文斌说，他拿出了很多精力学习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《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规，做到依法依规执法。

  面对综合执法给基层带来的新挑战，怎样能让一线执法人员更好提升执法效能？浙江各地因地制宜，创新特色探索。

  针对不同特点的案件，采取不同解决方法，让执法人员合理分配精力。比如，宁波市海曙区综合执法局推行“繁简分流”机制，将案件按照繁案与简案分类处理。

  一方面，对于养犬管理类、损害城市绿地类等案情简单、违法事实清楚、取证标准不高的行政案件，要求“简案快办”。“我们通过数字化手段取代纸质笔录、格式化（电子化）检查表单、当事人提供自书材料等方式，优化办案流程。”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负责人周鑫说。

  另一方面，对于新划转领域案件、疑难复杂案件，在全局办案骨干范围内选定人员，组成办案团队并形成专项办案指导意见，作为典型发挥示范作用。“这样能缓解基层执法人员办案压力，推动执法人员集中力量办理大案难案和新领域案件，提升执法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水平。”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党委书记、局长卢洪波说。

  根据执法队员的不同特点，浙江以实现有效治理为导向，调整设置一线执法队伍。在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，执法队伍被划分为巡查中队和办案中队，根据队员的工作履历、性格特点、年龄经验等分配入队。

  “审批经验比较丰富的七位同志组成巡查中队，负责发现违法线索；办案经验比较丰富的十位同志组成办案中队，负责案件办理，确保执法任务高效落地。”义桥镇综合信息指挥室主任桑步天说。

  在浙江，一些市县根据不一样的地区产业发展特色，划分不同执法片组，有侧重地投放执法力量。

  比如，在嘉兴市嘉善县干窑镇，镇域被划分为农旅片区、集镇片区、范泾片区（农业生态区）和万洋工业片区。“考虑到每个区域的执法需要，各片区侧重配备了专业执法队员。集镇片区村庄聚集，主要配备综合行政、市场监管的执法力量；万洋工业片区内企业较多，应急管理需求高，就集中配备这方面的执法人员。”干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常务副队长黄健介绍。

  “‘大综合一体化’行政执法改革有需要遵循的‘硬杠杠’，但也不搞‘一刀切’，而是根据各地真实的情况，强调积极稳妥、因地制宜、实事求是。”浙江省司法厅党委委员、省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副主任储厚冰说。

  “大综合一体化”行政执法改革的难点之一，是科学配置部门间、县乡间的执法监管资源，在打破条条、条块行政壁垒的同时也加强执法协同。

  浙江在2018年机构改革中组建了省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，承担全省行政执法的协调、规范指导和监督等工作。2021年7月，浙江省政府要求市、县两级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挂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的牌子。如今在浙江，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已实现省市县（区）三级全覆盖。

  “省市县（区）三级机构各司其职：省级抓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、监督指导；市级负责对全市行政执法工作的组织协调；县（区）主要负责日常执法检查、一般案件查处。各级机构上下贯通、指挥有力，确保基层‘接稳’执法事项。”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、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蔡宁教授说。

  每周三下午，杭州市萧山区义桥镇都会召开一场特殊的“烧烤会”，对日常执法中的问题像“烧烤翻面”一样反复研究。会议由义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、指导员、副队长组织，参与人员包括义桥镇综合信息指挥室、平安建设办公室、派出所、司法所、各执法中队负责人和法制员、信访和劳资工作负责人等，大家共同复盘每周工作，部署下周任务，研究疑难问题，交流执法经验。

  值得注意的是，作为会议组织者的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，由义桥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兼任。通过镇领导担任综合执法队队长，各方治理力量更好统筹融合，一线执法任务落地效果更佳。

  在淳安县，22名乡镇党委副书记兼任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，统筹渔业、生态环境、综合执法等12个部门和村社网格等力量延伸执法“触角”；金华市婺城区建立起由乡镇长兼任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，常务副乡镇长（常务副主任）兼任常务副队长，综合行政执法局派驻中队的负责人兼任专职副队长的执法组织架构，确保党委、政府能够指挥调度下沉执法力量，管得住、用得好。

  “乡镇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‘高配’的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，可提升乡镇一级的资源、平台、队伍统筹协同能力，更好促进执法质效提升。”蔡宁说。

  走进嘉善县干窑镇的万洋工业片区基层治理联动工作站，一台写有“民声一键通”的机器引起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的注意。屏幕上展示着综合行政执法队员、派出所民警等的姓名和照片，点击屏幕即可“一键联系”对应的人员。

  联动工作站里，还有多名驻点部门联络员入驻。其中，综合行政执法队、应急管理办的工作人员作为常驻部门队伍，定期集中办公；经济发展办、社会治理办、社会事务服务办、生态环境所的工作人员作为联络部门力量，不定期按需驻点。

  “日常执法过程中，执法队员适应乡土熟人社会的特征，与公安、村社网格等多方治理力量‘干在一起’，可以灵活有效地将发现的问题、矛盾化解在一线。”黄健说。

  黄健和记者说，干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日常还专设一名中队长作为固定联络员，与干窑镇派出所一名分管治安的副所长对接，负责日常沟通与案件线索移交等工作。比如，当夜间遇到涉黑性质的渣土偷倒事件，派出所就会依法派人出警，保障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。

  浙江多地借助数字化执法平台建设，在线上流转需要处理的执法事项，让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协同执法，不必再“一事一议”地逐个跨部门通知。

  比如，干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和镇社会治理办合署办公。该镇设有48个网格，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后，及时上传至镇信息指挥中心平台，由指挥中心即时协调、分流，统一发配任务，避免推诿扯皮。

  “以前处理跨区域渣土偷倒案件时，综合行政执法、生态环境所、国土资源管理所、派出所抵达现场的时间不一，看完情况只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事项负责，向各自条线部门汇报。现在，大家接到平台通知后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生态环境所对土样取样本检验测试，国土资源管理所评定倾倒土地的性质，综合执法现场查看并固定证据，然后各部门共同形成反馈意见，经快速讨论做出处理意见。”黄健说，这种机制省去了中间繁琐的协调过程，避免了因执法时间过久导致证据湮灭的被动局面，能更好保证执法质量。

  在绍兴市柯桥区、宁波市宁海县，当地行政执法指挥中心均与社会治理中心有机融合，通过治理功能“一站集成”确保群众的合理诉求件件有着落、事事有回音。

  “紧扣地方实际的需求，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，浙江让综合行政执法融入了基层治理‘一盘棋’。”蔡宁说。□